五代时期的济源籍画家荆浩，有“北派山水画鼻祖”之称，他的代表作《匡庐图》，开北派山水画先河；唐代名相裴休，不仅是禅林名士，其书法更是与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比肩；乾隆皇帝万机之暇，亲自考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盘谷之所在，留下了珍贵的《歌盘合契》和摩崖石刻，钦定济源为“名山胜迹”;诗仙李白的唯一存世墨迹《上阳台帖》，在王屋山写就，文墨俱佳，堪称国宝，开国领袖毛泽东对《上阳台帖》爱不释手，亲自捐赠故宫博物院珍藏；明末清初孟津籍书家“神笔”王铎，把济源当做第二故乡，留下了大量与济源有关的诗文书画作品；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所书的《投龙简记》，记载了帝王派遣使者到王屋山、济渎庙祭山祭水的盛况；沁河东岸的摩崖石刻《凿开石门记》，早于魏碑200余年，是汉隶向魏碑过度的典型书体，国内仅见；“楷书之祖”钟繇，卒葬济源轵城，现存墓冢“钟翁垒”；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所书的《温府君神道碑》，今存于坡头镇左山村……宋徽宗、文征明、陈廷敬、冯玉祥等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在这块土地上也都留下了墨宝，传下了佳话！
北派之祖说荆浩
名相亦是书法家
乾隆御笔考盘谷
李白王屋留翰墨
神笔王铎近邻缘
《投龙简记》识松雪
《朝元仙仗》论宗元
《石门》烨烨耀青史
玉川翰墨气韵长
中国山水画从五代、两宋走向成熟。北方山水画长于大山大水，开图千里；南方山水画，善写局部微观，别有风味。而被称为“北派山水画之祖”的荆浩，正是济源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一代宗师。
荆浩，字浩然，约生于唐大中四至十年（850～856），卒于五代后唐923～936年间，河内沁水人（河南省济源市东北，今五龙口镇王寨村是沁水县治所在地）。后梁时期因避战乱，曾隐居于太行山洪谷，故自号“洪谷子”。擅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所作云中山顶，能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他将唐代吴道子的笔描与项容的泼墨技法结合，扩展笔墨描写山水的能力，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亦工佛像，曾在汴京双林寺院作壁画。
在历代绘画史籍和著录书中，记有荆浩作品约五十余幅，其中山水画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人物画。《匡庐图》是荆浩唯一存世真迹，高185.8厘米，宽106.8厘米，绢本水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匡庐图》为全景式山水画，整体气势雄伟，细部刻画甚精。中峰挺立，峥嵘崔巍，秀拔欲动；两侧而下，群峰竞立，如芙蓉初绽；山间飞瀑如练，云气、屋宇、桥梁、林木，曲折掩映；一派雄奇、壮美、幽深的气象，使人感受到画家高超的用笔技巧和宽阔的胸襟。元人韩屿题诗曰：“翠微深处着轩楹，绝磴悬崖瀑分明。借我扁舟荡空碧，一壶春酒看云生。”
全图由下而上，由近及远，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近景。画面下端，一泓涧水，一叶扁舟，船夫撑篙正欲靠岸，似乎将观赏者带入画境。由石坡而上，山麓间有屋宇院落，竹篱树木环绕，屋后有石径抱危崖逶迤而上。崖脚烟水苍茫，有长堤板桥，一人骑马观景，悠然自得。
第二个层次为中景。两崖间有飞瀑喷泻而下，击石分涧，似闻其声。一桥横架于溪涧之巅，两边危壁，松柏参差，矗立入云。桥左方有一座林荫庭院，窗明几净。这一层可谓渐入佳境。
第三个层次，虽是远景，却分外醒目。主峰兀立，两侧烟岚飘渺，诸峰如屏，相互映照；又一飞瀑如练直下，落入虚空。这一层次是画中最佳胜境，也是画家最着力处。
观此画，仿佛随着船夫的导游，登上了游览山中美景的旅程。巍峨主峰为主景，两叠泉流、两座屋宇、危栈小桥则是其中几处精彩的“景点”，而那位骑马观景的人物，则把观者的视野引向画外任凭浮想的空间。
《匡庐图》在真实感和体积感的追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荆浩自谓：“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将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将唐代出现的“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笔墨两得，皴染兼备，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一次重大突破。他所作的全景式山水，气势雄浑，境界雄阔，推动了山水画走向空前未有的全盛期。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元代汤垕在《画鉴》中将其称为“唐末之冠”。
荆浩对山水画理论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是《笔法记》。文中假托在神钲山遇一老翁，在互相问答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山水画理论观点，虽然仅仅2000余字，却是空前的山水画理论集大成之作。他提出山水画“图真”论， “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针对如何图真，提出了“六要”原则：“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拔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他还划分了“神、妙、奇、巧”四品，批判了“有形、无形”二病。 在历史上，荆浩第一个对笔、墨作了明确界定，强调了用笔的变化运动感和用墨的韵味天趣，指出“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提出了“水晕墨章”：“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用笔与水墨相结合，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极大地拓展了绘画审美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发展，
荆浩还有一首五律《书山水图答大愚》：“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刭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恣意纵横扫”谈的是创作时的心境，只有放松、大胆为之，才能出佳作。“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刭水平”，既有优美的意境，同时也富含深刻的绘画心得和哲理。“苦空情”，苦空为佛家语，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荆浩正是借助流连山水、寄情笔墨，表达他远离尘嚣、高怀远志的思想境界。
济源现存有荆浩墓，在市区东五公里处的五龙口镇谷堆头村，荆浩墓冢高3米，周长15米，墓前有济源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重修时所立之碑，上刻“中国水墨山水画大宗师荆浩之墓”。碑阴铭文为当代美术理论家陈抟席所撰。
济源市五龙口景区曾是当年荆浩写生处，荆浩的代表作《匡庐图》就取材于“十里画廊”的画屏峰。2000年，景区内建设了荆浩展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陈绶祥为展馆撰联曰：“笔迹墨痕乃有荆关生氤氲，山景水情还从济源入图画”。 （返回目录）
裴休（791-864），字公美，唐孟州济源(今河南省济源市裴村)人，曾为监察御史，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衔)，后罢为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使。
裴休作为一代名相，与同时代的柳公权（778－865）同朝为官，在书法上与柳公权是长期的合作者。柳公权在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廿八日所书的《玄秘塔碑》，由裴休撰文；裴休仅存的书法名作、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十月十三日所书的《圭峰禅师碑》，裴休撰文并书写，柳公权篆额。
《圭峰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简称《圭峰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08厘米、宽93厘米，楷书，36行，每行65字。额高44厘米、宽33厘米，篆书九字“唐故圭峰定慧禅师碑”。在清末时，此碑曾横断两截，使不少字受损。
《圭峰禅师碑》笔法严谨工整，结构精密劲紧，取法于欧、柳，型态较柳书更劲健，书风兼有刚柔，清劲潇洒，率意天成，法度严谨，是晚唐佛寺碑铭精品。历代对此碑均予以很高评价。《旧唐书》卷一七七载云：“裴休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宋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这样描述此碑：“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志，唯有裴公无愧辞。”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称裴休书法：“清劲薄洒，大得率更笔意。”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载：“《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即柳公权）昕合无间。达法师（玄秘塔碑）裴撰文，而柳书之。此碑则柳题额而裴书之。两碑微言奥义，非精于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于一手，窃讶裴之书又何以神似柳，既而豁然悟曰：此碑亦裴撰而柳书，特书丹时并题裴疑耳。” 叶昌炽此说有失公允，细按和《圭峰禅师碑》，二者虽然风格相近，但是仔细辨去，其笔画结体还是有很多明显差异。裴书结体近方，柳书趋于瘦长；裴书布白停匀，柳书中宫紧劲；裴书时用行书笔意，如“为”、“谁”、“谒”等，柳书则纯为楷法；裴书如清矍高僧，安详平和，柳书则如耿直硬汉，铁骨铮铮。
裴休宿信佛教，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经。宗密为草堂寺高僧，曾经师事澄观法师，为华严宗第五代祖师。宗密凡有著述，裴休都要亲自为他写序，诸如他的《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圆觉经》等，皆有裴休之序编于书前。他在《圭峰碑》中说：“休与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两人间的友情，在佛教史上传为美谈。
裴休所书碑碣，现存世者仅见《圭峰定慧禅师碑》。据《常德市志》载，裴休曾为德山宣鉴禅师住持的常德乾明寺题书“古德禅院”，并有刻石，惜今已不存。 （返回目录）
盘谷寺位于济源市东北克井镇大社村北的太行山南麓，距市区15公里，创建于北魏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是豫北最早的寺院之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寺前的御碑亭中，有一通清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御碑《歌盘合契》，刊刻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碑文分为三部分，前为乾隆诗《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中为唐代韩愈的著名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后为乾隆所撰关于刻碑缘由的后记。全文如下：
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
韩送李归盘谷序，其说雄肆非诪张。少小芸窗为日课，背诵章句熟行行。田盘之谷夙屡驻，意谓此亦太行阳。泉甘土肥草木茂，时看梨枣堆盘筐。题诗每举韩李事，连篇累牍填书箱。迩来方思或致误，命访乃辩柳与杨。济源诚有盘谷寺，雅宜隐沦避世忙。燕川方口庸假借，天井白水讵混茫。具图贴说得亲历，始悟向谬慨以慷。已识韩文匪鱼鲁，更赓韩韵惊豪狂。多年疑案一旦决，逸兴顿觉因之昂。独是曩岂无知者，何不忠告胸中藏。虽然我亦有后语，至于碣石原太行。分疆别界见珠小，奚异数米于太仓？订讹游胜总余事，但愿薄海安农桑。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余既为济源盘谷考证大书成册，命豫抚即谷中磨崖泐之。几暇，复和韩诗。又韩序之刻在济源者，俗书恶劣，且漫漶不足观，因并书之，都为一卷，亦令选石镌其处。此卷及册即赐盘谷寺装弇李愿祠中，用识名山胜迹，垂永久焉。乾隆已丑仲夏御笔。”
关于此碑，还有一段佳话。
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有位好友，名李愿，要回故乡盘谷隐居，韩愈写下了著名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该文清新自然，一改六朝绮丽之风，宋代苏轼赞曰：“吾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地因文而名，山因人而显，盘谷也随之名扬天下。但关于盘谷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却众说不一，主要有两说，一为天津蓟县盘山之盘谷，一为济源之盘谷。乾隆皇帝经常到盘山游玩，误认为此处即是李愿隐居之盘谷，后来听说济源也有盘谷，心生疑虑，于是命河南巡抚阿思哈亲自到济源盘谷查访。阿思哈来到盘谷，见到有谷，有寺，有李愿之居，有历代题刻，盘谷之东有沁水枋口，西有燕川，完全印证了韩愈诗文中对盘谷的描述。阿思哈将所见一一绘制成图，呈报乾隆。乾隆阅后，疑虑顿解，于是写下《济源盘谷考证》，并命人将考证全文在济源、田盘两处磨崖刻石。不久，乾隆又步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之韵写下《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一诗。又因济源盘谷前代所刻《送李愿归盘谷序》文字漫漶不清，乾隆连同诗文重新亲笔书写，遂成今天看到的《歌盘合契》。在《歌盘合契》的后记中，乾隆盛赞盘谷为“名山胜迹”。
在盘谷寺后的磨脐山上，还有一摩崖石刻，就是乾隆亲笔书写的《济源盘谷考证》：
“读书所以明理、修身、制事也。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余以为在渊明则可，在他人则不可。彼其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故可耳。若予之读书，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后已，此或有合于韩昌黎解惑之说乎！
昌黎之送李愿归盘谷也，其事本在济源，只以盘山亦有盘谷，而太行实为天下之脊，西南发昆仑，东北走辽海。盘山亦在太行之阳也，故予向居田盘，每假借用之，而昌黎诗中所云燕川、枋口又雅合田盘之境。然无以证其实，终属疑似，且不知济源之果有盘谷否也。因命豫抚阿思哈亲至其地访焉，至则若谷、若寺、若李愿之居、若韩愈之文之刻于石者，一一详绘以进。于是，憬然悟曰：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误也。岂惟予误，蒋溥等之辑《盘山志》二三其说而未归一是者，非不明于学则有所盲从，亦误也。
夫古人事迹，亦何系于今时，而有如适所之者，则予不惟憬然悟，而且惕然惧矣。予故曰：陶渊明之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
因书其事，命于济源、田盘磨崖两泐之。”
在写毕《济源盘谷考证》和《歌盘合契》后，乾隆仍对此事念念不忘，意犹未尽，复有《题盘谷寺》七律一首：
乘闲策马款禅扉，流丽千林扬晓辉。
铺谷轻烟白如絮，落崖飞瀑响于徽。
寺犹法性风幡动，室岂维摩花雨霏。
不是济源经考证，至今假藉未知非。
乾隆皇帝作为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当是一言九鼎，但他却能通过考证盘谷的切实所在，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需要勇气的，更是蕴含深意的。其目的是要以此警惕臣工，凡事必求其解，切不可模棱两可。为学如此，为政更需如此，所以他在朝务忙碌之余，严密考证，亲自为文，可谓用心良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大批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在音韵、训诂、碑志等领域作出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乾嘉学派”，这与乾隆皇帝的亲身考证是不无关系的。
乾隆书法，真、草、篆、隶、行诸体皆能，以行草书为主。他曾临写过数百种法书名帖，下过很深的临写工夫，最崇尚和钟爱元代赵孟頫书法。《歌盘合契》为其五十八岁盛年之作，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的典型风格，字体稍长，行书中兼有楷书、草书笔意，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整体看去如行云流水，流畅飘逸而不失王者风范，但是缺少变化和韵味，显得比较平淡。
济源盘谷，因李愿归隐、韩愈作文而名扬天下，更因乾隆的诗文和墨宝，增添了文化内涵而久负盛名。 （返回目录）
世人皆知李白诗名，但知道李白善书的人却不多；世人多知李白有《上阳台帖》，但知道李白《上阳台帖》作于济源王屋山的却更少。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二十五岁，渴望鲲鹏展翅，鹰击长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李白对司马承祯极为景仰，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诗人以大鹏鸟自喻，更称赞司马承祯是希有鸟。司马承祯对李白也极为赞赏，称其“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激情满怀地叩开了长安的森严宫门。但是，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李白，却懵然不知官场的诡谲和政治斗争的险恶，在长安不到两年，屡遭诽谤和谗言，于是请辞，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还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洛阳相见，与高适等结伴同游王屋山，登上王屋山华盖峰南麓的阳台宫，挥毫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上阳台帖》：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为纸本，纵28.5cm，横38.1cm，虽然不足一尺见方，却如行云流水，真气弥满。通篇看去，一如李白诗篇奔放挥洒，出神入化，笔墨酣畅，气概超迈。
历代名家、典籍，都对李白书法和《上阳台帖》予以极高评价。《宣和书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评李白的诗与书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 元代郑杓《衍极》卷下之《古学篇》说：“太白得无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言其虽不专意于书法，而能得书法之神妙。细品此帖，笔法超放，如游龙翔凤，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与其潇洒奔放、豪迈俊逸之人品诗风相为表里。”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
在《上阳台帖》的题跋中，我们也能看出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宋徽宗赵佶跋文：“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元代张晏跋曰：“谪仙书法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当时沉香亭待醉、高力士脱鞋，宜矣。”元代书法家欧阳玄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不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元代学者杜本曰：“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豪雄浑壮，固不异也。”乾隆皇帝说：“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
《上阳台帖》为旷世墨宝，流传有序，引首有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帖本各处有南宋宗室赵孟坚、南宋权臣贾似道、元代张晏、明代鉴藏家项元汴、清乾隆皇帝、清代鉴赏家梁清标、安岐等多人的鉴藏印章。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文献《石渠宝笈》有著录。
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兄弟将《上阳台帖》携出宫外，多次转手。1937年，为了保住国宝不流出外境，张伯驹以六万银元重金购得。1956年，张伯驹转呈毛泽东。1958年，毛泽东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上阳台帖》已历1200余年，而愈加宝贵。 （返回目录）
王铎（1592—1652年），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殉国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清朝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永历六年（1652年）病逝故里，享年六十一岁，谥文安。
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出规入矩，张弛有度，流转自如，力道千钧，世称“神笔王铎”。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世人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誉。
孟津与济源隔黄河相望，王铎早年曾多次游历王屋山，王铎的老师吴应举是济源送庄（1982年划入洛阳市吉利区）人，因此缘故，王铎在济源留下了大量墨宝。王铎的《明隐君吴养充先生并孺人张氏墓表》（简称《吴养充墓表》）书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是王铎应其老师吴应举之请，为吴父书写的墓志铭，共27行，1000余字，由王铎好友张凤翔撰文。王铎时年28岁，尚未中进士，是存世最早的作品。现存济源市博物馆。碑文中多处反映出与济源有关的信息：
“若余门孝廉吴应举者，其先隐君似之。隐君讳斗，字养充，先世三晋之洪洞人。始祖整避红巾之难，始迁天中之济源，稍移金鹅里，遂家焉。”
“适白坡市，遇道泣者，袒而示之背，知其为巨姓所笞也。”
“隐君配张氏，乃南陈张旅之女也。”
文中金鹅、白坡、南陈，均为济源地名，现在均划归洛阳市吉利区。
王铎与吴应举时相唱和，有《明自书至寄怀》曰：
年少河边问典坟，送庄登眺对斜曛。
虽然花径迷红树，每忆山斋想白云。
锦石自宜麋鹿卧，野鸥误入凤鸾群。
寄书好悟深岩里，夏涧秋涛总为君。
王铎与济源有关的另一个重要书迹是《黄公王屋青阳山庄五律十首》。该册为王铎中年行书代表作，自书律诗十首，载于王铎《拟山园初集·五律卷十》。此帖共九十三行，四百八十九字。纸本，册页，有乌丝界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书于崇祯七年(1634年)甲戌九月，是年王铎四十二岁。
在诗前小序中，王铎开宗明义写道：“黄公王屋青阳山庄奇峭幽邃，筑西堂，题十首。” 王屋山是道教名山，王铎在《黄公王屋青阳山庄五律十首》中多次提及与道教有关的信息。
王铎最为擅长的是行草书，但《黄公王屋青阳山庄五律十首》是要用来刻石的，所以以正体书写，以求庄重，易于识读，但又不全用楷书，加入行草笔意，以求灵动飘逸。整体看去，笔法娴熟精到，用笔起止有度，收放自如，可谓游刃有余、悠悠不迫。点画方圆并施，峻拔遒劲，圆笔浑朴沉厚，方笔刚健峻峭。字的大小变化不大，宽窄疏密、横斜正侧基本遵循汉字字形的自身特征，自然天成。字势多向右上倾斜，跌宕险绝。总体看来，此册端庄典雅，诸法兼备，适合作为范本临摹学习。
《王屋图诗卷》也是王铎关于济源的重要作品，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王铎由明入清，人多诟病，虽身为清廷新贵，但内心非常痛苦郁闷，所以在京中仍然牵挂故里的王屋山色，时有归隐之想。《王屋图诗卷》就是王铎降清后第四年在京中寓所作《王屋山居图》时所书，是他排遣积郁的写照，即所谓“有动于中”、“发之于书”(钱谦益《王铎墓志铭》语)。此卷草书用墨苍润，行笔峻爽遒劲，布白参差错落，纵逸之中含有稳健，沉郁之中富有灵性，从中可以看出他集数十年的功力，融会“二王”、李北海、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米芾、赵孟頫于一炉的化境，可谓是“风樯阵马，笔走龙蛇”。
《王屋图诗卷》 有诗八首，其中前二首分别为：
《送自玉》：六载宅频移，汝归不必悲。笙镛俱歇处，哭泣独存时。有鹿堪为伴，河淡不可期。微官终代谢，村酒带品篱。
《自玉归寄题王屋解嘲》：云峰久与别，薄禄复燕都。落日空原上，幽山似怨吾。花林春事早，鱼浦兴情孤。寄语西王屋，茗华举举无。人事多遗虑，终朝独静吟。敢言巢父逸，空负食牛心。伊洛风尘扰，衣裳虮虱侵。火山与瘴土，翻觉林深远。
《王屋图诗卷》所赠送的对象王自玉，济源人，与王铎同朝为官。自玉归故里，王铎不能同归，赋诗相送，“有鹿堪为伴”、“村酒带品篱”、“敢言巢父逸，空负食牛心”，表达了对远离尘嚣、寄兴山林的向往。
王铎咏济源的诗作还有《紫微宫》、《龙潭寺》、《济源北海王祠》等。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王铎其实是把济源、把王屋山，同样作为他的故里，来热爱，来歌咏。 （返回目录）
济源济渎庙内存藏的众多碑刻，内容广泛，有祭文、圣旨、诏书、铭文、游记、序言等。赵孟頫所书的《投龙简记》就是其中的佳作。碑文如下：
“今上御极之初，励精庶政，事神治人，诚明殚尽，中外大和。皇太后母仪懿恭，思齐内治。惟皇帝嗣大历服，载稽旧章，乃孟夏壬寅朔，命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留孙等，建周天大醮于南城长春宫，列位二千四百，领天下羽士余千人，荐科宣仪，礼於上真，凡七昼夜已。
皇帝皇太后复命集贤司直奉训大夫臣周应极，洞玄明德法师崇真、万寿宫提举臣陈日新，乘传封香，奉玉符简、黄金龙各二，诣济渎清源善济王庙、天坛王母洞投沉□□□焉。
应极等以六月乙巳至济源祠，肃恭苾芬，陈蕆醮礼。翼日丙午昧爽致□□命藏龙简于济渊，水清可鉴。是夜，天大雷电以风沛然下雨，田畴枯槁，顿为沾足。越三日己酉，至天坛紫微宫，如济礼。明日，登坛扣王母洞投送，礼成而退。时天气清朗，日呈五色，回未及山麓而云起自洞后，雷雨随至。前一日，抵紫微宫，雷雨亦如之。
其守土与祀事之臣，怀孟路总管府判官郭甫，孟州判官韩乐，济源县令王伯翼等，咸请曰：皇帝在昔龙潜，而怀孟实汤沐之邑。今兹飞龙在天，光烈如此，首有事于天坛济源，而山川之灵感若是，不有纪勒，何以昭示于后？勉臣记其事，臣奉命此来，不敢以不敏谢，谨书以授之。至大辛亥夏六月，臣周应极顿首谨记；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臣赵孟頫书；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臣郭贯篆额。
延祐元年，青龙甲寅，八月壬午朔，通议大夫怀孟路总管、兼管诸军奥鲁管内勤农事臣弭礼立石。玉川张天祐刊。”
该碑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记述钦差大臣周应极等人于元仁宗登基不久，奉命到济源来祭水、祭天的情况。元仁宗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中外大和”，命“集贤司直奉训大夫臣周应极，洞玄明德法师崇真、万寿宫提举陈日新，捧玉符简、黄金龙各二，诣济渎清源善济王庙、天坛王母洞投沉。” 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形式。“沉”是投于水中，“埋”是埋于“坎”中；祭山用“埋”，祭水用“沉”。周应极等人于六月乙巳日来到济渎庙，整肃衣冠，设醮祭祀。第二天，将一对玉符简、黄金龙投于济水之源。当天晚上，就出现了灵应的现象，“是夜，天大雷电，以风沛然下雨，田畴枯槁，顿为沾足。”三天之后，一行人等来到王屋山紫微宫，也象在济渎庙那样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第二天，登上天坛，至王母洞将另一对玉符简、黄金龙投于洞中，依然得到上天感应，“时天气清朗，日呈五色，回未及山麓，而云起自洞后，雷雨随至。”归来后周应极撰文以纪此事，并请时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的赵孟頫书写了这通碑文。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历仕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翰林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等，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頫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鉴于赵孟頫的突出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
《投龙简记》是赵孟頻晚年作品，笔意安闲，气韵清新，通篇行楷结合，方圆兼备，体态优雅，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返回目录）
武宗元是北宋著名画家，初名宗道，字总之。出身于仕宦之家，官至虞部员外郎。生年不详，卒于1050年。出生地记载不一，《济源县志》记载，武宗元是“河清白波人”，但多数出版物将其记为“河南白波人”，并注释为“今河南孟津”。唐宋时期，济源现域设济源、王屋、河清三县，其中河清县治宋开宝元年（968年）移至白波镇。按照记述历史人物以现政区为前提的一般惯例，武宗元应为济源人。
武宗元师承唐代画圣吴道子，擅画佛道鬼神，十七岁就到北邙山老子庙画壁画。景德末年（1007年），宋真宗营建玉清昭应宫，招募画工绘制壁画，从三千名画工中选出百人，分为二部，武宗元和王拙分任左、右部之长，共同主持玉清昭应宫壁画绘制。此后，武曾在开封、洛阳等地的寺观画过大量壁画。相传他默记能力极强，在洛阳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将其中的赤明阳和天帝画成宋太宗，宋真宗视察时认出是先帝，惊异万分，遂设几案焚香跪拜。他还绘制了龙兴寺、嵩岳庙、藏经寺、天封观等寺观壁画，可惜今已不复存在。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一幅《朝元仙仗图》。
《朝元仙仗图》为壁画稿本，真迹系绢本白描，现藏地有二说，一说美籍华人王季迁先生家藏，一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据台湾媒体报道，2002年台湾举办画展，其中就有《朝元仙仗图》，观者甚众。此图描绘的是道教的帝君前往朝谒天上最高统治者的队仗行列，画有东华、南极两位帝君，其他有真人、仙伯、金童、玉女、神将、力士等部众，共有神仙八十八人。所绘人物神采飞扬，衣纹稠密重叠，线条流畅飞动，衣袂飘举悠扬，大有“吴带当风”的遗韵。画虽为粉水白描，不施色彩，却有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感觉，让人感觉到仙人在空中徐徐行进的动感。此画人物脸形的圆胖、衣纹的粗简与线条的节奏，确有唐代壁画的遗风，所以宋人张子韶曾题跋称它为吴道子真迹。后经元代画家赵孟頫鉴定，才定为武宗元所作。元人在《古今画鉴》中称武宗元“人物行笔如流水，神采活动。尝见《朝元仙仗图》，作五帝君，部徒服御，眉目顾盼一如生，前辈甚称赏之”。鉴定家徐邦达认为，此卷有“东华、南极”二帝，尚缺“北真、西灵”二帝，认为其卷还缺一半，并据此证明此卷是玉清昭应宫的壁画副本小样，而非正本。沈从文先生认为，敦煌壁画中天仙龙女头上多双鬟上耸，珠钿累累，和《仙仗图》十分相似，因此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必本于盛唐壁画而作”。 （返回目录）
济源最早的书法遗存，是1969年修建引沁济蟒渠期间，在沁河电站北出口处的石崖上，发现的三国时期摩崖石刻《凿开石门记》。
该石刻位于济源与晋城交界处沁河东岸的一处断崖崖壁上，距离河面约百米左右。碑刻高约0.7米，宽约0.6米，共9行95字。碑文如下：
“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偏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
碑文记叙的是：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五年十月，交通官（督治道郎中）司徒悌和副官（监作吏司徒从掾位；“掾”即佐助的意思，后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吴放，率领能工巧匠和兵士千余人，修通沁河栈道，凿开石门一所。
碑刻中所载有名姓的五人，在有关史料中都可以找到。司徒悌是上党人，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高平县。吴放是下曲阳人，治所在今河北晋州市鼓城村附近。司马成有是陈留人，在今开封市境内。司马魏通是河东人，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司马羌是河内人，当为魏国大都督司马懿同族。汉高帝二年置河内郡，司马懿为河内温县人。
铭文字体风格，既有隶书意味，又有向楷书过渡的特征，兼有魏碑的率意和古朴。其结体外轮廓趋于正方，部分字形根据笔画多寡仍用扁方，但已经和正统的汉隶拉开了距离。笔画粗细变化不大，多用直笔，捺笔仍有明显的波挑，显示从隶书进化的痕迹。个别字的处理，甚见趣味，如“九”字全用曲笔，在直笔线条中显得分外抢眼；再如“治”、“督”、“桥”，上小下大，质朴端庄，颇见拙趣。
《凿开石门记》，对研究曹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地理、交通，以及当时的书风书体，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返回目录）
济源山水好，王屋天下名。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厚的文化积淀、秀美的山川风物，为书画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温床。这块土壤不仅孕育了一大批书画名家，同时也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徜徉济源山水，图写玉川风物，留下了许多书画艺术瑰宝。漫步济源，宫观庙宇、文物古迹随处可见，碑碣题铭、翰墨书画，俯拾皆是。
钟繇墓葬（东汉）
在济源市轵城镇中王村，有汉末书法名家钟繇墓遗址。后人称此地为钟王村，又称钟公垒、钟翁镇，后讹为中王村。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举孝廉为郎，魏明帝时任太傅，人称钟太傅。他开创了由隶入楷的书法新貌，后人称为“楷书之祖”，与张芝、王羲之齐名，并称“钟张”、“钟王”。代表作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唐张怀瓘《书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据传钟繇曾屯兵于济源，见此地山水形胜，嘱随从以此地为茔。钟繇墓古状态无考，现存墓冢高约9米，周长160米，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圆形平顶，夯土坚实，灌木丛生。钟繇墓左右分别为其长子车骑将军钟毓墓、次子司徒钟会墓、三子列侯钟劭墓，其中两墓已夷为平地。1936年有“车骑将军印”出土。
元苌墓志（北魏）
《元苌墓志》全称为《魏故侍中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松滋成公元君墓志铭》，刻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志石高、宽各79厘米，楷书，计26行，满行26字，共664字，青石质，有界格。书刻皆精，刀法细腻，刀口清晰，保存完好。风格遒丽华滋，端庄丰腴；用笔方圆兼备，线形明朗，起收有度，转折兼用；结体茂密严谨，因字成形，重心沉稳；形端神奕，落落大方，颇具庙堂之气。其书风与同一时期的“邙山体”风格相一致，显示出尚雅重法的总体趋势，与平城时期的北魏楷书相比，由质变文，由朴变精，由拙变巧，由俗变雅，走向了高度成熟，代表了当时主流书风的审美取向。志主元苌，太祖平文皇帝（郁律）六世孙，高凉王孤之玄孙， “历奉五帝，内任腹心，外藩维捍”，南征北战，功勋卓著。2002年春在济源市出土，后被河南省博物院收藏。
老君石像碑（唐代）
《太上老君石像碑》，立于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李审几撰文，沮渠智烈书丹，碑文30行，行56字，现存于奉仙观。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李治逝世。此碑乃当时祖籍陇西、客居济源一带的唐朝李氏宗姓李儒意等二百五十人感念皇恩，为追述唐高宗功德而立的碑，阴刻老子及二真人像。这次立碑活动，同时也是李唐宗姓一次重要集会，反映了当时武则天与李唐宗姓之间的尖锐矛盾。碑文用六朝骈体文写就，大量引用典故，文藻绮丽。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中称赞此碑“文章宏瞻，书法遒美，为唐代道教碑碣之冠”。 杨守敬《评碑记》云：“初唐人多锋芒峭厉之作，此渐趋圆美，虽气骨不敌，而古穆可爱。”
柳公权温佶墓道碑（唐代）
《温府君神道碑》，现存于济源市坡头镇左山村。碑通高4.73米，宽1.26米，厚0.38米。刊刻于唐大和七年（833年），六螭碑首，巨形龟趺碑座。篆额“唐故太常丞赠谏议大夫温府君神道碑”。 此碑乃唐代名臣温造为纪念其父温佶功德而立。该碑下半部分因风化已漫患不清，撰文与书丹人姓名皆不可识读。据残存官职称谓并查对史料，推定此碑乃唐代名相牛僧儒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丹。
文征明《玉川图》（明代）
玉川是济源的代称。文征明《玉川图》为立轴，纸本设色，纵132厘米，横34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以远山横亘、平滩杂树作远景；中景则画悬崖巨峰，江帆碧水；近景布置繁密，山石树木间屋舍俨然，板桥溪水，静中有动。全画布局精巧，用笔细谨，有工秀清苍之美。
济渎庙还留存有一块文征明七律诗碑，刊刻其自撰七律一首。用笔龙飞凤舞，遒劲有力，浑然天成，是文征明书法成熟时期的典型风格。
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宋代）
古代画家多喜以卢仝烹茶题材入画，著名的有宋代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元代钱选的《卢仝烹茶图》、明代丁云鹏的《玉川子煮茶图》、清代唐寅的《卢仝煎茶图》等。其中以刘松年为最早。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画学李唐，画风笔精墨妙，山水画风格继承董源、巨然，清丽严谨，着色妍丽典雅，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为“南宋四大家”。
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清代陆廷灿《续茶经·茶之图》列入。为现存传世年代最远的卢仝煮茶绘画作品，绢本，着色，故宫博物院收藏。该画生动地描绘了卢仝烹茶情景。画面上山石瘦削，松槐交错，幽篁摇曳，环抱茅屋，屋内卢仝拥书而坐，赤脚女婢执扇烹茶，长须男仆肩壶汲泉。
盘谷李愿入画卷（明代）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历代文人所钟爱，也被书画家多次图写，传世可见者有赵孟頫、鲜于枢、文伯仁、王宠、八大山人等。董其昌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书画合璧图》是其中难得的佳作。
董其昌（1555—1636），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此卷为绢本，前绘有一图，后为韩愈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卷末记曰：“每至暮春稧日写《兰亭叙》一通，今日舟次泖上，捡箧中得乌丝唐牋，但可作行楷，遂书此序。自正月至今，两都士大夫未得黜幽之期，群飞刾天，黑风□荡，人人自危。安知有黜陟不闻之乐乎？此时书《盘谷序》，较胜《兰亭》多矣。”
明代画家文伯仁的《李愿归盘谷图》也颇有可观处。文伯仁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的侄子。《李愿归盘谷图》作于1570年，是文伯仁晚年的作品。文伯仁以高洁的李愿比喻回乡隐居的友人季重，并以理想的隐居地盘谷比喻其居所。他将文征明结构繁复的图式，向更精致严密的方向发展，以工细的用笔、浅淡的敷色、别出心裁的构图，表现郁茂清幽的山林胜景，散发出文派作品特有的雅淡气质。
金农玉川寄深情(清代)
金农是清代扬州画派的领袖，诗、书、画俱佳，有“三绝”之称。曾游历济源，留下了与济源有关的诗、书、画作品。他的《游天坛值雪》这样写道：“璇房琼室路幽微，晨降云軿万玉妃。记取年年石幢侧，仙人剪水作花飞。”
金农《玉川子烹茶图》册页，故宫博物院藏，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纵14．3厘米，横3l厘米。款书“玉川先生煎茶图，宋人摹本也。昔耶居士。”画卢仝蕉林中执扇对鼎煮茶，一婢赤脚，就旁近泉中汲水。
金农《玉川子嗜茶帖》曰：“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俟七碗之入口，可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常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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