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一条古代曾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并称“四渎”的河流，曾是夏王朝的贡道，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和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一起，受到先民们的祭拜。历经数千年沧桑巨变，一千八百里济水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英姿。在济水源头，它已经蜕变为一条浅浅窄窄的小河，灌溉之利不足万亩。然而，济水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不但证实着它的存在，而且记述着它昔日的高贵与辉煌。
济水源头的济渎庙，是奉诏而建的祭祀济水之圣殿，其建筑群落之宏大，内涵之丰富，超过了长江、黄河、淮河沿岸所有水神庙；济源因济水发源而得名，济水下游的济南、济阳、济宁，都以它们特有的名称，无可争议地记录着济水曾经流过的广阔地域；《禹贡》、《水经注》、《诗经》等重要典籍中，都可以找到济水的身影；魏文帝、唐太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清乾隆都为济渎写过祭文，下过诏书，褒扬济水之德，祈求水神护佑国家平安；孔丘、孟轲、墨翟、孙武、管仲、李清照、蒲松龄、贾思勰……，这些在济水流域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代表了那个时代华夏文明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印证了古济水流域的富庶与繁荣；白居易、李颀、文彦博、王铎等著名诗人，都为济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济水是一条古老的自然水系，起始年代无可考证。史书中有关济水源流的最早记载是《尚书·禹贡》。《禹贡》记载的是大禹治水的功绩，其中关于治理济水的记述是：疏导沇水东流，易名为济水，济水东流，入于黄河，在黄河南岸溢出为荥泽；然后隐于地下，在陶丘北又现于地面；再后东流至菏泽，又会汶水，最后流入大海。
济水是中国古代四渎之一，“三洑三现”是其最为神秘之处。关于济水的源头，史书记载较多的是发源于王屋山，是王屋山上的云气化成的水，滴到天坛峰西崖下的太乙池里，称为沇水。沇水穴地洑流，到达平原后涌出为泉。出自龙潭的是济水西源，出自济渎池和珍珠泉的是济水东源。二源汇流后，东流至温，穿越黄河，在荥泽再现，而后又潜洑东流，至陶丘再现，如此，构成了济水三伏三现说。
济水在黄河以北的走向和利用，清代《济源县志》的记载是：济水西源的龙潭水和东源的济渎池水（包括珍珠泉水），分别流向东南方向，在浠城（今梨林镇裴城村）一带汇合，继续向东南流，在温县城西流入黄河。
图中的古黄河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室提供的周定王二年（前605年）黄河走向绘。古济水根据现代地理历史学家史念海《济水与鸿沟考》绘。
黄河以南的济水流经的地域，历代地理学家都有论述，但又各有差异。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资料中，现代地理历史学家史念海的《论济水与鸿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20世纪80年代初，史氏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黄河以南的济水故道，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写成了近五万言的《论济水与鸿沟》专著，对济水的走向和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但对济水发源王屋山至温县入黄河这一段基本没有论述。他认为这一段济水只是黄河的一条支流，而黄河以南的济水则是黄河的支津。
史念海认为，济水从黄河分出的地方在今荥阳市城东北广武一带，古称荥口石门。从石门流出来的水循着广武山北麓东流，并容纳了从广武山流下的柳泉和广武涧水，一并流入荥渎。荥渎经荥阳城北，和荥水汇合，形成荥泽。荥泽是古老的湖泊，位置在今郑州市西北一带。济水越过黄河以后的走向，《水经注》记述比《禹贡》清楚一些。据郦道元②所说，从原阳分为南济和北济，南济经过的地方有如下几处：阳武县故城（今原阳县城东南二十八里）南，封丘县南，大梁城（今开封市西）北，小黄县故城（今开封市陈留镇东北三十三里）北，东昏县故城（今兰考县东北二十里）北，济阳县故城（今兰考县仪封乡北五十里）南，冤句县故城（今菏泽县西南四十里）南，定陶县故城（今定陶县西北）南，乘氏县（今巨野县西南）西。北济流经的地方是：原阳县南，封丘县北，长垣县西南，菏泽吕陵店南，定陶县北，至郓城县南入于巨野泽。南济和北济汇入巨野泽后，从巨野泽东北方流出（具体位置应在梁山的东南），经泰山西南绕至泰山西北，然后向北流去。济水流经这一带的走向，《水经注》记载的古地名很多，但沿用到现在的只有几处。从现存的地名可以确定，东平湖是济水故道所在。东平湖以下的济水，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依次是：鱼山南，东阿镇，谷城县，历城县，章丘县，邹平县，济阳县，长山县，高苑县，博兴县，最终在东营与广饶之间入海。这段济水曾经汇入很多支流，主要的是历城西南的泺水和济南与长清县之间的玉符河。后来由于济水的淤塞变迁和水名的变化，济水故道脉络已不太清晰，但济南至入海口的小清河，大体上就是几经修整疏浚的济水故道。
济水流经河南、山东两省，从流经地各县市的地方志中，不但可以找到济水的相关记载，而且还可以见到祭祀济水的庙宇遗迹存世。河南境内的荥阳、原阳都曾有济渎庙。菏泽市牡丹区，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济渎庙，内供济渎神，时有居民祭拜。
李濂《游龙潭记》（《济源县志》）
济水曾经是一条大河，这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探讨的是它的水源——因为它不比其它三渎长江、黄河、淮河，都有大的水源地。济水初源来自王屋山一说，仅从地质结构可能性而言，并非不可能。石灰岩地质在水的作用下可以形成溶洞，从而形成地下洑流。但是，王屋山距济水东西二源五六十公里，且有一半距离是绵延的大山。千百年来，地壳发生了哪些变化，无人知晓。随着现代地质勘测技术的发展，有人从济源盆地的地质结构和盆地周围的地形地貌的特殊性来解释济水二源充沛的水量，比较科学合理。济源盆地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开口”。城东五公里左右南北一线往西，地下全是卵石沙砾层，它们的来源无疑是从三面山上冲下来堆积而成的，然后又经过泥土覆盖，才形成了今天的地貌。地下沙砾层既能储水又易输水，城东十公里南北一线的粘土细沙层地质结构又具有拦水的作用，就形成了一个地下“水库”。而龙潭、济渎庙一带地势低凹，地下水压力较大，自然就会喷涌而出。济源过去地下水丰富，还可以从济渎庙所在地庙街村古有的“合瓦地”得到佐证。所谓的合瓦地，是村民为了排除过多的地下水而采取的耕作措施。具体办法是，先在田里开挖密布的小沟，用建房用的小青瓦扣成米字形或井字形的地下排水通道，然后再覆上土。这样，涝时地下水就可以从地底下排走了。地下水流还具有“温床”的作用，大雪纷飞的冬季，合瓦地片雪不存，水气蒸腾。在合瓦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不但早熟，而且品质好。其中红皮大蒜尤为珍贵，被称为“济渎金蒜”，相传元末明初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清《济源县志》收录的明代进士李濂的《游龙潭记》曾说，五百年前的龙潭仍有百亩之大。济水在济源境内清代称为千仓渠。千仓渠分为两条，一条为上千仓渠，出自东源（即济渎池），汇合万泉寨之水，经过铁岸、碑子，分为六个闸口，灌溉堰头、西水屯、西许、东许、莲东、闫家庄等村庄稻田27顷80亩。另一条为下千仓渠，出自西源（即龙潭），经过济渎庙南，东行至碑子，分为五个闸口，灌溉南北水屯、堽头、马头稻田34顷。二渠合计灌田61顷，可见清代济水仍发挥着很大的水利作用。（返回目录）
济渎庙清源洞府门
济、淮、江、河古代并称四渎，皆尊为神，并建有庙。长江的水神庙在湖北秭归县，名为江渎庙。因长江三峡工程的修建，江渎庙、屈原祠等文物被就近搬迁到秭归县城凤凰山。复修的江渎庙布局呈四合院式，面积858平方米。黄河的水神庙是河渎庙，在河南省巩义市，初建于唐，水毁于宋。明初祀洛水视同河渎，朱元璋敕建，共祀二水神，因此河渎庙也称大王庙，现存清代建筑十余间。淮河的水神庙是淮渎庙，在河南省桐柏县，庙宇建筑已毁，仅存遗址和古碑。
济渎北海庙图（根据明天顺四年（1460年）
济渎北海庙图志碑拓片绘制
济渎庙在我国现存的四渎水神庙中，建筑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庙院南北长510米，大门和二门之间是一条狭长甬道，主院落东西宽215米，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约合130亩。济渎庙又名清源祠，创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隋开皇四年扩建天庆宫和御香院。唐、宋、元、明各个朝代，济渎庙都有大规模的扩建，明时建筑已多达400余间。清同治年间，农民起义军的北方一支捻军到达济源（1867年），济渎庙主体建筑渊德殿和一些很有价值的建筑被起义军焚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政府对济渎庙进行了多次维修和复修，现存建筑30多座，180余间。与其它三渎水神庙相比，济渎庙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都是第一位的，堪称天下第一水神庙。
济渎庙是高等级的古建筑群。祠庙坐北向南，山门清源洞府门前是宽阔的大道。据《济源县志》载，大道上原有东西二牌楼，相对而立，可通车马，颇有气度。进入清源洞府门，是一条长170米宽30米的甬道，然后才是重重相隔的清源门、渊德门、临渊门。谒拜者从大门步入，先要通过长长的甬道，然后才能进入主院落。
清源洞府门济渎庙山门，为明代重修的砖木牌楼，由主楼和左右两掖门组成。主楼系三间四柱悬山造。四根中柱一线排列，上承庞大的楼顶，极具观赏价值。清源门和渊德门之间原有四座碑楼和东岳行祠、嵩里神祠等建筑，现在仅存明洪武年间的大明诏旨碑一通，记述的是朱元璋平定天下的功绩和封祭五岳四渎的诏文。
济渎庙北海池
渊德门以北是祭祀济渎神的主体建筑渊德殿及元君殿、三渎殿。这些建筑虽已毁焚，但从渊德殿遗址台基和础石布阵，仍可见其宏大的建筑规模。遗址长33米，宽22.8 米，面阔七间，布局为室内双槽，台基前设双踏道。
渊德殿后的寝宫，建于宋代开宝六年（973年），是河南省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进深两间，面阔五间，其建筑特点是檐柱粗矮，出檐较深，顶坡平缓，斗拱疏朗，木构架简洁明快。
渊德殿是济渎神“朝政”的殿堂，寝宫是济渎神“下榻”的所在。在渊德殿与寝宫之间，原有覆道相连，构成隋唐时期祭祀建筑通用的“工”字形格局，是济渎庙祠庙等级的重要特征之一。
济渎庙内的将军柏
在渊德殿和寝宫两侧，有内转82楹、外转90楹的迴廊。迴廊与主殿之间，少有绿化和林木遮蔽，只有一株千年古柏。洒脱空旷的场地便于祭祀活动，同时更能衬托出主殿的威严和迴廊的华美。
寝宫之北，进临渊门即到北海祠。北海祠是祭祀北海神的场所，所有建筑都围绕北海池布局，具有古典园林风格。有甬道直抵池南龙亭，龙亭前有拜殿和22间廊屋。池北为灵渊阁和北海神殿。北海池也称龙池，分东西二池，因此也有分别叫北海池和龙池的。东池长43.5米，宽23.5米，面积约1022平方米。西池长66.5米，宽42.5米，面积约2800平方米。池边有桥亭、白虎亭和龙王亭。
北海祠在济渎庙中自成体系，又与济渎庙整体布局相协调。其主体建筑仍以济渎庙的轴线排列，形成祭祀重心。沿轴线两侧，附建有数座小型亭、阁和桥。其中的龙亭为明代早期建筑，宋元制式。龙亭修建位置构思奇巧：依岸而建，凸于池内，三面临水，既体现了建筑与水体相依存的关系，满足了人们亲水性的心理需求，又为祭祀活动官员投掷金龙玉简和牺牲祝帛提供了方便。
济渎庙内东西两侧的天庆宫和御香院，是庙内方丈和道士居住之所，并兼有客栈的作用，也是每逢祭日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各级官员下榻的地方。（返回目录）
“九州”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禹贡》中的“九州”及顺序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关于九州的方位，《吕氏春秋》最为明确：“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尔雅》则载： “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可见黄河和济水都是古代经学家划分地域的重要地理坐标。
《禹贡》九州图
《禹贡》九州图
济水还是九州向冀州夏王都进献贡品的主要水路通道。《禹贡》中4条贡道与济水有关：兖州的贡品“浮于济、漯，达于河”，是指兖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后运往冀州；青州的贡品“浮于汶，达于济”，是指青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汶水（济水支流）到达济水；徐州的贡品“浮于淮、泗，达于菏”，是指徐州进贡的船只行于淮河、泗水，达到菏泽；扬州的贡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指从扬州进贡的船只沿着长江、黄海到达淮水、泗水。这4个州中徐州、扬州的进贡船只虽然没有明写通往济水，但徐州、扬州运往冀州的贡品必须经淮水、泗水到达与济水相通的菏泽，才能最终到达冀州王都。从这些记述还可以看出，夏代的济水和黄河已经相互交叉，船只可以互为通达。
济水还是古人界定夏王朝统治区域的四至之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战国时，魏武侯与军事家吴起讨论为政之道，吴起说，古代帝王江山社稷是否稳固，“在德不在险……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里的河济指黄河、济水交汇处，即今郑州西荥阳一带，泰华指陕西华山，伊阙在洛阳南龙门，羊肠在太原晋阳北（一说在山西壶关）。这段史料是史学界研究华夏族起源“豫西晋南说”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返回目录）
此碑立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久颁布的圣旨碑。当时全国范围内，但凡圣旨中所涉及的岳、镇、海、渎庙皆立石刻此文，诏告天下。
石碑通高4.8米，宽1.73米，厚0.47米。碑体分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浮雕六条盘龙，体势粗大，鳞角毕现，其间铭刻篆体碑名“大明诏旨”。
祭祀水神是古人自然崇拜的主要形式之一。记载济水早期祭祀活动的史料主要有《礼记》、《史记》等。《礼记》是儒家经典，主要记载秦汉以前的各种礼仪。《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主要是祭祀五岳四渎。《史记·封禅书》记载的周天子祭祀天地的礼仪是：冬至祭天于城南郊，以迎接夏至日的到来；夏至祭地祗，“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是也”。祭祀时除了祭品，还要用音乐和舞蹈，以示礼敬。
北京地坛公园的济水神位
春秋时期的济水祭祀规格是和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相并列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宿、须句东平湖东岸，颛臾在泗水附近。这四个小国共同负责掌管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并朝贡中原，可见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秦始皇称帝以后，在泰山大搞封禅活动，并重新颁布了天下名山大川的序次和祭祀的规格，济水名列四渎之首。
隋唐以后，济水逐渐衰微，尤其是济水下游，由于泥沙淤积，大多河段断流，但是济水的祭祀和加封规格却日渐提高。这种似乎不合逻辑的现象，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隋唐时期是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水是万物之源”的朴素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加强，水神崇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日渐盛行。官方的水神崇拜主要体现在祭祀礼制的进一步提高并列入国典。唐朝“四渎”仍为江、河、淮、济，又增加“四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唐天宝六年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天宝十年又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四渎”“四海”分别按春、夏、秋、冬四季祭祀：立春在山东莱州祭东海神，在河南桐柏祭淮渎神；立夏在广州祭南海神，在成都祭江渎神；立秋在陕西大荔祭西海神和河渎神；立冬在河南济源祭济渎神和北海神。祭祀时朝廷还要派两京官员亲临现场。
济源的济渎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隋开皇十六年以济水之源命名政区名，设立济源县。唐代以后，济渎庙又有扩建，形成占地130亩的规模，一直保存至今。在朝廷日益隆重的祭祀活动影响下，济水流经的荥阳、原阳、菏泽等地也相继建起了济渎庙。
济水封号从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开始，历代有加。宋徽宗封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为“清源善济王”。到了明代，朱元璋登基之后，为了显示皇权地位，悉数革去了历代帝王对天下岳渎镇海和忠臣烈士的封号（惟孔子封号未改），颁布《太祖改正岳渎神号诏》，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四渎分别改名为：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至今在北京地坛仍可看到四渎神位仍为此名。
济渎庙在“四海”“四渎”水神祭祀中具有特殊地位，庙内的龙池和北海池是分别用来祭祀济水神和北海神的。济渎庙“身兼二职”的原因，是因为“四渎”均有庙宇，“四海”却是按方位加封的，当时为四海神建的庙宇只有东海庙和南海庙，分别在广东莱州和广州南海，而西海和北海只是泛指，没有具体地点，无法设立庙宇，于是把祭祀北海神和西海神的地点分别定在济渎庙和河渎庙。
2001年，济源市举办世纪旅游年活动，在济渎庙内进行祭祀济水仪式。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朝代，在统治手段和策略上更加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汉文化，巩固统治地位。对历代祭祀山水的典章制度，自然也要沿袭使用。清王朝规定，每遇太子继位、寿辰大典、离宫出巡、平暴治乱等等大事，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八岁登基，二十三年离宫出巡，二十七年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三十六年“荡平漠北”，五十八年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
济水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诉求，祈求天无灾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很盛行，只是相对而言，官方的济水崇拜具有规范的礼仪程式，体现出封建制度的威严，而民间的济水崇拜则比较贴近生活，还体现出神话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如《酉阳杂俎》中有一则颇具政治色彩的故事：南北朝时南燕有一位长白山人，名叫邵敬伯，收到一封信函，写信人自称是吴江使官，上司令他到济庙拜谒济水神并送去书函，听说敬伯前往济源，请代为送达。敬伯致济庙，入水府，豁然见宫殿宏丽，一九十老翁坐于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果然就在这一年（410年），宋武帝刘裕灭掉了南燕慕容超政权。又如，济渎庙内有一碑记，记的是李货郎传书的神话故事：济源有个李货郎，常到云南做生意。有一年，云南大旱，李货郎告诉云南地方官，济水神有求必应，应该前去求雨。地方官为解百姓苦难，万里苦行来到济庙，当晚就睡在庙里，睡梦中见到济水神，求其前往云南降雨。济水神只说了一句“心诚则灵”就飘然而去。这位官员回到云南后，率众祈雨，果然甘霖普降，解除了旱情。地方官见济水神如此灵验，遂写信托李货郎捎给济水神，以表感谢。从此，云南一带每逢干旱，就托李货郎传书济水神，每每有求必应。李货郎因此成为云南贵客，生意也越做越好。
济水神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民间对它的祈愿，最明显的表现是济渎庙寝宫里供奉的济渎神及其三位夫人的形象：正位上端坐的是三位娘娘，分别掌管水政、财政和家政，济渎神则在宫内东侧卧榻上熟睡。其中的寓意即宫门对联：“河神高枕农无患，黎庶安康民长歌。”体现的仍然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在济源百姓心目中，济水神除了有安澜去灾行云布雨的功力，还能赐福赐寿。如清《济源县志》记载：每年三月间，远近百姓都要到济渎庙进香求愿，并“多密带金银仙佛银娃金盒之类，乘人不见，抛于池中，谓之抛长生。”
明清时期济渎崇拜与祭祀达到高潮的另一个标志，是在与济水相关的北方地区，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济渎庙。据相关记载，河南原阳、荥阳、新乡都有柘城、濮阳有“济渎池”。山东曹县、定陶地方志载有济渎庙，菏泽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济渎庙。河北曲阳的“济渎岩”，元代称为“济渎神祠”。山西曲沃有“济渎祠”，黄帝庙原为济渎庙；孝义县、长治县有“济渎庙”，高平县有“济渎池”和二座“济渎庙”，凤台县有二座“济渎庙”，阳城县的成汤庙，“有二泉亢旱不竭，与济渎通”。这些为数众多的济渎庙，大部分并不在济水流域，说明济水崇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信仰。（返回目录）
济水在《禹贡》、《史记》、《尔雅》、《山海经》、《水经注》等重要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按照《尔雅·释水》：“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济水应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是《禹贡》、《史记》、《水经注》中关于济水的走向，均记其发源于王屋山，东流至温县（或武陟）注入黄河，然后“溢”出于黄河之南的荥泽，再东流入海。按此记载，济水与黄河相交，又不符合四渎独流入海之定义。因此，济水是否曾经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如何解释济水截河而南这一现象，就成为历代学者研究济水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其实，对济水截河而南这一问题，古代学者早有质疑。如清代地理学家胡渭在《禹贡锥指》中就指出：“济水截河而南，则似二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别与人同行数里，乃独抵所欲诣处。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则安能？且河大而济小，济既入河，河挟以具东，济性虽劲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旗帜鲜明地对济水截河而南的现象提出了质疑。
秦汉时期的黄河、济水走向图（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
现代学者中，尽管对济水专题研究者甚少，但对济水截河而南这一历史疑问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2007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的专著《济水与河济文明》。作者在深入研究有关济水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碳—14测定的渤
海湾与苏北沿海地质的贝壳堤形成的年代，认为黄河下游的河道改道存在南北两地相互交叉现象，在距今4600年～4000年之前，黄河在苏北平原入海，其后南北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广义的黄河三角洲是一个巨大的扇形，北起渤海湾，南到长江入海口，其顶点在荥阳以东。根据黄河入海的南北变化和黄河三角洲的地质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4000年前的夏王朝初期或之前，黄河在郑州以西出山峡以后南流，经江淮平原，在苏北入海。那时的济水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之后，由于泥沙的淤塞，黄河河道抬高，黄河改道而北流，切断了济水的河道，济水成为东西两段。但是在古人的记忆中，济水确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是与黄河、淮河、长江一样奔流在黄淮海大平原上并与他们的生存悉悉相关的大河。尽管后来由于黄河泥沙混入济水，造成了济水的淤塞断流，但是古代的哲人们仍然执著的认为，济水四渎之一的地位不容置疑，并附会出很多遐想以圆其说。
对济水截河而南之谜的研究，济源文史研究者近年来作了不懈努力。200７年12月22日《济源日报》发表《古济水在华夏文明早期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李德哲），对济水穿越黄河这一历史之谜进行了探讨。作者从黄河改道、古文化遗址、古文献信息三个方面探讨古济水独流入海变为与黄河相交的变迁史。
其一，黄河和济水历史悠久，但是有关黄河和济水的历史记载只有两三千年，这可能是千百年来地理学家难解济水穿越黄河之谜的原因所在。据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报告《晚更新世末至公元7世纪的黄河流向和黄河三角洲》（《海洋学报》2004年第1期，作者薛春汀）提供的资料，近1万年来，黄河有两个时期在苏北入海：前一个时期是距今9600～8500年，后一个时期是公元1128～1855年。其它时期黄河均在渤海入海。关于黄河在苏北入海的具体年代，后一个时期历史记载明确，即1128年南宋政权为阻挡金兵南侵，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开黄河，致使黄河南流夺淮入海。前一个时期史书虽无记载，但黄河三角洲的西顶点在河南巩义以东，这一基本地质状况，可证这里曾经是史前黄河的河道。
其二，古代文化遗址也是地理学家研究古代河流走向的重要依据。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以前的古遗址，中原地区最为密集，黄河下游次之，淮海流域相对稀少，河北平原则是大片空白。按照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中的观点，河北平原中部没有春秋以前的古文化遗址，是因为这个时期黄河在这一带频繁改道，这里不适宜古人居住。同样道理，山东东部已发现的八九千年前的章丘西河遗址、广饶傅家遗址等大型古文化遗址，则可以证明这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是先民们的聚居地。按照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水源供应，而那时的黄河在苏北入海，黄河流经的地域应该在华北平原南部，流经山东地区的主要河流只能是济水及其支流。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8500年前黄河与济水的关系：黄河在郑州以西巩义以东向南流，越过华中平原，在苏北流入南黄海；济水从王屋山东流至温县，然后南流至荥泽（那时温县与荥泽间无黄河），再东流入海，与黄河并不相交。
其三，中国古代文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版本流转过程和成书年代并不十分清楚，有些内容真伪难辨，因此让后人常常纠缠在信史与传说的困惑之中。就拿《禹贡》来说，尽管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但其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距大禹治水的年代已经过了1300多年，其间的山川变化，都可能造成记载的失实。《水经注》是记载中国古代水系的专著，作者郦道元（470～527）在《水经注·济水一》中援引《皇览》曰：“济水南流注于河……王莽之世，川渎枯竭，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如何理解“不与昔同”一辞？《说文解字注》中“济”字的加注或可作解：“所谓东流为济入于河者，已非禹迹之旧矣。东入于海，此谓禹时故道。独行达海，故谓之渎。”这些古代文献信息，不仅是我们研究夏代以前济水走向的重要资料，也是对《禹贡》关于济水“入于河溢为荥”的否定。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夏代以前的济水和长江、黄河、淮河一样，都是独流入海的水系，都对古人的生存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四渎”之说。但到古代经学家成书时，黄河和济水已经表现为相交的情形，他们既要尊重前人已成定论的“四渎”之说，又要作客观记述，于是就为后人留下了济水穿越黄河这一千古之谜。（返回目录）
济水发源于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中下游主要在今山东境内，按照《中国历史地图册》标定的济水，全长约900公里。在济水流域内，古文化遗址比较密集，大约有近5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有近20处。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古济水流域的史前文明早在八九千年前已发育成熟。在济水源头的济源境内，已发现有属于仰韶文化的栗树沟遗址和属于龙山文化的原城遗址、沁台遗址、苗店遗址等。原城遗址位于济水源头，原字是源头的本字，表示泉水从洞穴中流出，从汉字训诂学可知济水源头远古即为先民聚居地。原城还是夏代第七位王帝予（也作帝杼、帝宁）的都城，可证4000年前这里已进入农耕文明时期。栗树沟遗址位于济水与黄河之间的高地上，面积约3万平方米。在遗址四周的断面上，可以看到密集的仰韶文化陶片。在古济水流经的山东境内，济南以东的小清河中下游地区，已发现大量史前文化遗存，如邹平孙家遗址、章丘西河遗址、广饶傅家遗址、阳信小韩遗址等，均可证古济水流域夏代以前聚居着众多人口，生产力也较发达。
距今约4000年的大禹治水，首先治理的是冀州和兖州。冀州治理从壶口开始，其后是太行山以南。“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就是治理济水上游的覃怀（济源、沁阳、武陟一带）和覃怀以北的漳水地区。这些地方经过治理，自然条件得以改善，物产日渐丰富，“厥赋惟上上”（税赋是第一等），“厥田惟中中”（田地是第五等）。《禹贡》中的兖州，经过治理，没有了洪水危害，人们已经从山上搬到平地生活；这里土地又黑又肥，人们开始植桑养蚕，剿丝织衣；这里生产的漆和丝绸，每年都要装船通过济水贡道运达中原王都。
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期，农耕文明发达，文字日臻成熟，王权统治能力增强。济水流域的曹县、曲阜、郓城、内黄都曾先后为商朝的王都。济水上游从夏至周都是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国语·晋语四》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赐晋文公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阳樊人不服，守将仓葛呼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嗣典，即后嗣及其遗法，说明济水之畔的阳樊（今济源承留镇曲阳村）人不仅是夏商的后裔，还严格继承着夏商的宗法制度。
《诗经》十五邦国地域分布
周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文字的成熟和诗乐的发展，《诗经》的产生和存世是其最集中最完美的表现。《诗经》305篇，其中《国风》160首，反映的是西周初期到东周春秋中期中原地区的山水风物和社会生活，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记述了3000年前先民们生产生活和农事活动的状况。按照十五邦国的地理分布，王、郑、邶、卫、鄘、曹、齐都在济水流域，这些地方产生的诸多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都与济水密切相关。诗中出现的麻田、麦田、李园，说明当时农作物栽培技术已经成熟，田园风光秀丽；诗中的“翿”、“簧”、“由房”、“由敖”，都是乐器和舞蹈名称，说明那时的人们用来抒发感情的乐器和舞蹈已经成熟并走向民间。
周代以后，济水中下游属于姜齐势力范围，至春秋时，发展成为最具地域文化特质的齐文化和鲁文化。齐文化的代表人物最为知名的是春秋初期的管仲和晏婴。管仲是齐桓公时卓有功绩的政治家，致力于政体和经济改革，设立分级管理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用力役，发展盐铁业，管理货币，调剂物价，推动经济发展，使齐国很快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晏婴是齐国大夫，晚于管仲。在治国上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特别注重发现和任用人才。在经济发展上重视生产，提倡农桑，反对厚赋重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对春秋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济阳水利志》中关于大清河与济水关系的记述
鲁文化晚于齐文化，其时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日渐崩溃，鲁国却固守其本，确立了自己的礼乐正统地位，保持着完备的周文化礼仪，并以此教化民众，协调社会秩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孔子为恢复周文化传统，网罗天下旧闻，广问博访，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删定六经，祖述尧舜，倡仁义礼智，教文行忠信，塑造理想人格。孔子儒学既是周文化的继承、总结和升华，也是鲁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鲁文化以讲究道德、恪守礼义、讲求原则、垂训后人为主要特征，经过历代经学家的丰富规范和历代帝王的倡导提升，成为影响至今的儒学文化。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孙子等政治家、军事家，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等，都是济水哺育下的时代英杰。
山东省广饶县境内的小清河入海口
秦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战乱频发，适应人们乱世求精神寄托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迅速发展，济水流域的宗教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如金末元初道士丘处机创立的全真道龙门派，曾在王屋山灵都观和济水之滨的长春观广收门徒，重整丛林制度，顺势劝人入教，道教史称“龙门中兴”；与此相对应，济水中游的曹州南华县（今山东东明）人义玄所创立的佛教临济宗，也日渐兴盛起来。明清时期济水流域的佛教寺院多达20余座，至清中期，龙门派和临济宗成为佛道两大宗教中无与匹敌的宗教， 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返回目录）
济水是一条神秘的河流，历经数千年沧桑变化，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今天要了解济水的远古风貌，只能借助于古人留下的诗赋歌咏。在古诗文中，最早描写济水风情的诗篇是《诗经·匏有苦叶》，其内容表达的是一位待嫁的姑娘站在济水岸边，翘首以盼恋人前来迎娶的心境。诗三章，三言四言五言相间，就近取喻，联类比兴，让今人有幸从中再见三千年前济水畅流的风光和动人的风情。（见本书《诗文文化》第二首）
从西汉到清代，流传下来的有关济水的诗文有数十篇之多，其中不乏名家之作。白居易、李颀、文彦博、王铎都为济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些诗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述祭祀济渎和北海神的祭祀活动的，一类是颂扬济水清澈秀美及其滋养万物的“功德”的。透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济水备受推崇之历史，感受祭祀活动之盛况，领略两岸风光之绮丽，体味文人骚客之情致。
在这些诗词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题济水》，堪称描写济水的名篇。诗人用“盈科不数尺，岸柳难通舟”来描写济水的丰沛，用“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来赞美济水的源远流长。用“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来歌颂济水的清澈与高洁，把济水人格化为一条品德高尚的河流，让人感到济水可亲可近。
白居易的另一首和济水有关的诗是《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的最末一首。诗人从：“济水澄而洁，河水浑而黄。交流列四渎，清浊不相伤。”起笔列举了许多或善或恶的人物和鸟兽来诘问上天神灵，抒发了诗人被贬官之后“时属多雨，无以自娱，雨中独饮，往往酣战醉”的心境。诗人以济水起兴，言志抒情，可见济水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
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诗人都有关于济水的佳作。其中宋代诗人文彦博的《题济渎》最为满怀深情：
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
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
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
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
历代关于济水的诗词，基本上都是盛赞济水之美的。但也有记述济水衰微过程的，具有记史的味道。清代县令孙灏的《济水》就属于这类。诗曰：
当年传禹迹，平治自天心。
水润浮沙老，尘埋细石深。
柴门临典涧，古道落危岑。
沦浚循遗址，源济尚可寻。
诗人如实记述了清代时济水已经严重淤积，风光不再，失去了当年的姿容。只是济水源头尚在，故道仍然可寻。
在济水中下游的地方志中，也可寻觅到歌咏济水的诗篇。《荥阳县志》中记载，县城西北二十里有济渎庙，并有石硕甫颂济渎池诗一首：
源头治水自成湍，满不溢流旱不干。
元气浑沦深似海，一池能润万千田。
诗写得平浅易懂，说明那里的济渎池不但阔大，而且很深，能灌溉千亩良田。
在山东《济阳县志》中，也有一首关于济水的无名氏诗作，写得生动有趣。全诗共六句：
济水清且涟，利涉平於掌。
到来沃我心，悠然餐瀣沆。
何为矜奇节，故酌贪泉爽。
诗人看到的济水，浅可涉,清可饮,是令人爱怜之水!（返回目录）
古济水历经数千年沧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在济源境内，济水源头还在，但水量已经很小。数十公里的河道，经过多年淤积，也只剩几米宽，名称也改为珠龙河。黄河以南的古济水，大部分河道已经隐没。在现今出版的水系图上，济水的身影已难以寻觅。济水故道和有关济水的遗迹，只能从《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或古济水流域的地方志上查找到。
对于济水的衰微，历来说法种种。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带有很多神秘的色彩，让后人扑朔迷离，难辨真伪。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把济水断流的时间定位在公元初年的王莽时期，但断流的原因却有待商榷。书中载：“当王莽时，济水入黄河不复出，荥泽则始枯。”荥泽是济水在黄河以南荥阳市境内形成的沼泽。郦道元认为，济水枯竭的原因，是“入黄河不复出”，随黄河流走了。
近些年来，有人从地质学和气象学的角度来解释济水断流的原因，认为济水和其它三渎相比，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流域面积小，支流少，河道短。再加上两千年来地球气象的变化，雨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等，也应是济水逐渐断流的原因。应该说，这一解释不无道理，至少对解释济水从源头至黄河数十公里水量的锐减是较为可信的。济水西源龙潭地下水近几十年的变化也可以证明这一观点。20世纪50年代，龙潭自然泉水仍然极为丰富，流量至少在每秒两三个立方米。50年代末，为了增大水流，在潭内打了五口自流井，泉水从深达二米的潭底喷涌而出，竟然可以喷出水面一米多高，可见地下水不但丰富，而且具有较大的压力。但是到70年代以后，由于工业采水增多，龙潭泉水日益减少。90年代以后，龙潭已基本无泉水。
对于济水的变迁史，现代地理历史学家史念海认为，济水变迁的主要原因是黄河的改道和泥沙的淤积，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荥泽最先淤积，而后是巨野泽以西的南济和北济逐渐断流。巨野泽以东的济水断流较晚，直至今天仍有济水水系存在，只是名称变化了。
荥泽淤塞的年代大致在东汉初年。因为在战国后期，荥泽还可以以水代兵用于军事。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在著作中说：“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说明东汉时荥泽淤塞的时间还不太久。清代地理学家胡渭在《汉书·地理志》中也认为，西汉时荥泽还存在，至东汉才塞为平地。
东汉以后，荥泽淤塞，使济水上游失去了一个能起到沉淀泥沙作用的所在，对荥泽至巨野泽之间的济水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段济水长约八百华里，在河南的原阳分为南济和北济两支，最后又汇入巨野泽。这段济水断流的年代，据定陶县志记载，南北朝时期，济水的漕运功能减弱，开始用车马作运输工具。到隋代时，又利用济水部分残留河道，开挖了运河。直至唐末开挖的五丈河，都是对南济水河道的重新修整利用。五代时又疏导汴水入五丈河，成为京师开封通往东北部的主要水路。宋代又在开封西引金水河东注五丈河。这条河开宝六年（973年）改为广济河，成为北宋漕运四渠之一。这条水路直至金代才最后堙废。
巨野泽水面广大，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济水入泽后，由于沉淀的作用，水质变得清澈。济水出巨野泽东流，以后有数条支流汇入，大的支流主要是汶水和泺水，由于这些支流的水也都是清澈的，济水遂改名为清水。后来，巨野泽也逐渐淤塞了，汶水就成了济水的主流，名称又改为大清河。大清河存在时间很长，直至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因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取了大清河的河道，大清河就成了黄河河道的一部分，即现在济南市北约一百公里左右的河道。1952年底，毛泽东主席沿津浦路南下视察行至济南时，在车上召见了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谷牧。谷牧汇报完工作后，主席问他：“济南因何而得名？”谷牧答：“因为它在济水之南。”主席又问：“现在为什么不见了？”谷牧一时答不上来。主席说：“济水故道被黄河夺取了，你回去可查查书。入境问俗，入国问禁，到哪个地方工作，就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包括现在的和历史的。”这个故事说明，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古济水仍被世人所关注。
2003年，济源市人民政府对济渎庙、济渎北海池重新进行整修。济水从这里清源东流，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之利。
济南市以东另一条关系到古济水变迁历史的水道是泺水。泺水本是大清河的一条支流。南宋初年，金兵南侵，为了打通海运通道，在济南开挖新河，引泺水东流，改名为小清河。小清河自历城（今济南）经章丘、邹平、长山、新城，会孝妇河，又经高苑、博兴，合于时水，至车马渎入海。由于小清河流经地域地势平坦，宣泄不畅，四五百里河道屡次淤断，又屡次疏通。每逢淤塞，小清河水就从济南市东北的华不注山北麓注入大清河（今黄河）。清代中叶，小清河又被疏通。解放后，小清河经过多次整修清淤，河道通直，宽达50米，可行小型船舶。直至今日，小清河仍发挥着水利功能，是济南市及其下游地区排水泄洪的主要河道。下游数十公里至入海口的宽阔河面对两岸人民还有舟楫之利。（返回目录）
山水崇拜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精神产物。古代四渎，济水最小，但由于它是平地开源，无灾无患，独运长波，泽被万物，因此被赋予很多人格化的赞誉。
给予济水人格化赞誉的文字记载很多，最早的可能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刘向。刘向在《说苑》中说，四渎能荡涤垢浊，能通百川於海，能荡出云雨，“为德甚美，故视诸侯也”。淮南子云，济水“通和宜脉”。刘向以“德”誉四渎，并且特别指出四渎之一的济水更有利于人的健康，认为济水之“德”最值得称道。
北魏文帝祭济渎文告赞济水“乾光资耀，坤载播液。温方涌瑞，沇源导济。作润岱宗，含云吐澧。瞻洪津而怀德，乘长波而钦智。”
唐太宗曾和朝臣许敬宗讨论济水位列四渎的因由。太宗问：天下有这么多洪流巨谷，并没有载入祀典，济水细微而列四渎，原因何在。许敬宗答：四渎皆独流入海，济水虽然细微，有些地段还潜伏地下，但是最终还是流入了大海，因而济水之德就显得更为尊贵。清乾隆在《祭告济渎文》中赞誉济水“伏以流谦，淆之不浊”，济水被赋于了谦谦君子不为世风所染的美德。
称赞济水之德最值得称道的是唐代吏部侍郎达奚珣的《有唐济渎之记》。文章以济水游赏为主题，在称赞四渎造福社稷的同时，认为长江黄河、淮河均发源在幽僻的山野，“远而见奇，伊何足贵？”唯有济水“体清淳之气，据幽夏之中，平地开源，分空正录。”接着又赞誉济水“表里皆净”，表面看来似乎不深，待到行舟其上，“方知无底”，这才是真正的度量！济水东流，遇到黄河阻隔，就截河而南，不以险阻惧其势，不以河浊乱其清流，终能以柔克刚，扬波东行，滔滔入海，这也是具有君子之德才能做到的！济水无论潜入地下还是流贯大地，都能包容天下，泽润万物，这种品质也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够具备，这也正是济水和长江、黄河、淮河三渎差异所在。
唐代诗人李甘在《济为渎问》一文中，又通过对黄河的“批评”来称赞济水之“高尚”：“今河恃其强大自积，不捷趋海，往来戎狄间，胁泾、渭、沣、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决愁民生，中土患势，逆曲多穷，始归海，此皆济所羞也。”在李甘的眼里，黄河本来就“出身不好”，又不自律，胁迫那么多河流都跟着它一道作恶，祸害百姓。而济水宽厚仁爱，温柔慈祥，“或平地开源，为河为渠；或穴地洑流，为泉为井”，默默地滋润着两岸的穑稼，养育着两岸的人民。
济水文化品格的另一个特点是“清”。从唐代朝廷加封四渎，济水封公“清源公”开始，以“清济”“清源”赞誉济水的皇家文告和文人辞章比比皆是。济渎庙的山门曰“清源洞府门”，白居易《题济水》：“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苏东坡《黄河》诗云：“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应须动太行。”
正是由于自古以来历代帝王、经史学家和文人墨客对济水赋予了高尚的文化品格赞誉，尽管秦汉以后济水逐渐断流，但济水越黄河而不浊、潜地下而朝宗的观念，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其文化品格的坚定信念。山东境内的济水断流后，人们把原来的济水支流汶水改为大清河；大清河被黄河夺取河道后，人们又把大清河的支流泺水疏导入海，改名为小清河，一直延用至今。千年沧桑，世事更替，但是人们对济水的“清”与“洁”却不能忘怀，其文化品格终难泯灭。（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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